人文(二)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中国文化就是要在人的具体生命中凸显出这个“几希”,以开启其内在于人的生命、生活的人文世界。这个“几希”既确保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并由此而开启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但这个“几希”并不同于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如歌德,借助柏拉图的“理型 ”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它是内在生命、生活而逆觉、证悟出的一个精神实体。这个精神实体可以切就孟子的“性善论”而说“性体”,亦可以切就阳明“良知教 ”而说“心体”,其实皆是一“道德的主体”。中国文化始终肯定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完全可以自我作主的道德主体,只要去作操持涵养的工夫,则这个主体便自然会在生命中呈现。故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亦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在中国文化里,通过人格的修养工夫而呈现的道德主体(心体或性体),才是真正的人之“本”,人文世界即是由这个“本”所开启。正因为人文世界系由道德主体所开启,故它并不是一种义理系统,而是一种精神境界,乃至强健的生活态度(“强健”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这就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所能尽其意的了。所以唐君毅说:“将中国之人文主义译为Humanism时,在内涵上受了委屈。”中国的人文主义是在由道德主体所开启的精神境界中综摄一切真理,消融一切价值,即在这种精神境界的润泽中,一切真理与价值不至于发生偏执与流弊。这若借用庄子的话说,便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

西方各阶段的人文主义,为了救治文化上的偏执与流弊,外在地、对显地构造一义理系统,其结果是虽克服了这一种偏执与流弊,而自己却不知不觉地生发了另一种偏执与流弊,这个中的关键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文化的生发点,以中国文化来说便是:道德的主体没有被打开,文化便不能依靠人自身的觉悟而臻整全。其结果便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而不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中国的人文主义之所以能使一切调适而上遂,关键是它打开了一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故在这里的一切,可以“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何以能如此呢?乃是因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皆系这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依其自身觉悟所渐次开发出。这样,人类的文化成就便不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主观建构,而系这个作为文化基点的道德主体质实地流出。关此,牟宗三曾有一妙解。他认为,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生活本身所觉悟到的道德主体,它是一个圆轮,亦是一个中心点,或者说“道枢”,人若在此不能提挈得住而得其全,则这个圆轮亦可上下、内外、正负地开,此上下、内外、正负之开即是世间各种文化系统和哲学:

2 weeks ago, this page was being read.

,

Subscribe to Comments